“育种既是一门科学 又是一门艺术”“齐黄34”的突破!

盐碱地,不出粮。”在黄河三角洲,这是许多种植户根深蒂固的认知。

正因为如此,一口气将耗水的700亩水稻改种大豆的王腾娥,承受了巨大压力。但收获时,盐碱地每亩高达605.2斤的产量让这位种植大户吃惊——要知道,2020年,我国大豆的均亩产仅为260多斤。

7月20日,接受记者采访时,王腾娥开心地说:“每亩多收入上千元呢!”这位饱受盐碱地之苦,并与之搏斗了半辈子的农民,此刻“最想感谢的是‘齐黄34’和徐冉”。

徐冉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,培育“齐黄34”花费了他20年光阴。如今,“齐黄34”已种植到20多个省份的土地里,在全国累计推广了3300余万亩。

“育种既是一门科学,又是一门艺术”

“齐黄34”在关键时刻的突破,振奋人心。

“2020年,我国大豆总消费量达到了1.2亿吨,其中国产仅有1960万吨,83%依靠进口。”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的这句话,不是危言耸听。

我国人口众多,耕地面积有限。一代代的农业科学家们,将目光瞄向了“不毛之地”,向种子要效益。

1992年,在水稻高产栽培领域摸索了两年的徐冉,“跨界”到了大豆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领域。相对于水稻研究的“热门”,大豆研究在当时十分“冷僻”,但后者青黄不接的人才状况,呼唤着年轻的科研人投身这个“深不可测”的领域。

大豆育种的“深不可测”,既在于其科研之难,也在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现实。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褚瑞云认为:与玉米相比,大豆比较效益较低。目前,山东单产水不足400斤。相对于高产玉米亩收入2000元以上的毛利,大豆才1200元左右。

这种悬殊导致了大豆种植面积萎缩。拯救大豆产业,需要提高单产,让农民“有账可算”。而关键的关键,在于种子。

徐冉说:“育种既是一门科学,又是一门艺术。”

其科学之处,在于育种具有种种科学规律,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循;其艺术之处,则是每个新品种都有不同秉,在基因之外,株型、株高都是关键因素,而科学家们却有不同的偏好,“有的人喜欢高株大豆,有的人却不喜欢。株型也有各自偏好。”

艺术没有公式可用,只能靠自己摸索。

7月,正是济南最热的时候。徐冉戴着草帽,弓着腰,在大豆基地里大汗淋漓地“去雄”——除去雄蕊的花瓣,准备人工杂交授粉。

大豆花小、蕊细,10个雄蕊紧包着雌蕊柱头,在杂交育种母本去雄时操作难度较大;大豆又是闭花授粉作物,不等花开已授完粉,这对选择适度花蕾、确定最佳授粉时间有诸多不便。

于是,夏日凌晨4点下田,下午3点到6点再下田,成了徐冉的工作常态。30年的科研生涯里,这种常态循环往复,让徐冉累花了眼、熬白了头、忙弯了腰。

国家认可,农民获益,这是对育种者最好的犒赏”

除了研发不易,科研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还要面临种种艰难抉择。

“2000年左右是最难的。”这是徐冉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。当时,同事们或下了海,或转了行,或出了国,13个人的科研团队最后只剩下了徐冉一个“光杆司令”。

孤独地站在大豆田里,他选择了留下。徐冉说,自己也曾“迷茫”,迷茫工资、迷茫经费、迷茫未来……但“一旦选择,一定干好”的格,终究让大豆育种成为他内心深处最放不下的牵挂。

上大学时,徐冉师从于振文院士、盖钧镒院士、孙兰珍教授等一众农业科研大家。他们“一次次到现场,一遍遍‘抠’资料,不放过一个标点”的科学精神,对徐冉影响甚大。

在大豆杂交育种过程中,时间是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,从杂交组合配到品种审定至少需要经过10个世代。每个世代,科研题目千头万绪,需要各个攻破。

每一年,徐冉都有一项既定工作,就是从十几万棵大豆植株中选择,“扫描每一株大豆的状,留下符合目标的,剔除不符合目标的。”20多年来,他筛选过的大豆植株,数百万计,也炼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。

在科研的道路上,徐冉用最笨的办法一点点尝试、一点点改进,最终将“高产、优质、抗逆、广适”等13个标签注入到了“齐黄34”的基因里。

经历过经验不足,经历过风餐露宿,经历过团队流失,经历过囊中羞涩……持续向好的国家政策和源源不断的经费资金,将徐冉的大豆研发推上了“高速路”。

国家认可,农民获益,这是对育种者最好的犒赏。”徐冉说。

研发耐盐碱高产大豆,瞄准下一个高产纪录——在广袤的田野上,徐冉已经有了新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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