盐碱地，不出粮。”在黄河三角洲，这是许多种植户根深蒂固的认知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一口气将耗水的700亩水稻改种大豆的王腾娥，承受了巨大压力。但收获时，盐碱地每亩高达605.2斤的产量让这位种植大户吃惊——要知道，2020年，我国大豆的平均亩产仅为260多斤。

7月20日，接受记者采访时，王腾娥开心地说：“每亩多收入上千元呢!”这位饱受盐碱地之苦，并与之搏斗了半辈子的农民，此刻“最想感谢的是‘齐黄34’和徐冉”。

徐冉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，培育“齐黄34”花费了他20年光阴。如今，“齐黄34”已种植到20多个省份的土地里，在全国累计推广了3300余万亩。

“育种既是一门科学，又是一门艺术”

“齐黄34”在关键时刻的突破，振奋人心。

“2020年，我国大豆总消费量达到了1.2亿吨，其中国产仅有1960万吨，83%依靠进口。”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的这句话，不是危言耸听。

我国人口众多，耕地面积有限。一代代的农业科学家们，将目光瞄向了“不毛之地”，向种子要效益。

1992年，在水稻高产栽培领域摸索了两年的徐冉，“跨界”到了大豆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领域。相对于水稻研究的“热门”，大豆研究在当时十分“冷僻”，但后者青黄不接的人才状况，呼唤着年轻的科研人投身这个“深不可测”的领域。

大豆育种的“深不可测”，既在于其科研之难，也在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现实。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褚瑞云认为：与玉米相比，大豆比较效益较低。目前，山东单产水平不足400斤。相对于高产玉米亩收入2000元以上的毛利，大豆才1200元左右。

这种悬殊导致了大豆种植面积萎缩。拯救大豆产业，需要提高单产，让农民“有账可算”。而关键的关键，在于种子。

徐冉说：“育种既是一门科学，又是一门艺术。”

其科学之处，在于育种具有种种科学规律，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循;其艺术之处，则是每个新品种都有不同秉性，在基因之外，株型、株高都是关键因素，而科学家们却有不同的偏好，“有的人喜欢高株大豆，有的人却不喜欢。株型也有各自偏好。”

艺术没有公式可用，只能靠自己摸索。

7月，正是济南最热的时候。徐冉戴着草帽，弓着腰，在大豆基地里大汗淋漓地“去雄”——除去雄蕊的花瓣，准备人工杂交授粉。

大豆花小、蕊细，10个雄蕊紧包着雌蕊柱头，在杂交育种母本去雄时操作难度较大;大豆又是闭花授粉作物，不等花开已授完粉，这对选择适度花蕾、确定最佳授粉时间有诸多不便。

于是，夏日凌晨4点下田，下午3点到6点再下田，成了徐冉的工作常态。30年的科研生涯里，这种常态循环往复，让徐冉累花了眼、熬白了头、忙弯了腰。

“国家认可，农民获益，这是对育种者最好的犒赏”

除了研发不易，科研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还要面临种种艰难抉择。

“2000年左右是最难的。”这是徐冉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。当时，同事们或下了海，或转了行，或出了国，13个人的科研团队最后只剩下了徐冉一个“光杆司令”。

孤独地站在大豆田里，他选择了留下。徐冉说，自己也曾“迷茫”，迷茫工资、迷茫经费、迷茫未来……但“一旦选择，一定干好”的性格，终究让大豆育种成为他内心深处最放不下的牵挂。

上大学时，徐冉师从于振文院士、盖钧镒院士、孙兰珍教授等一众农业科研大家。他们“一次次到现场，一遍遍‘抠’资料，不放过一个标点”的科学精神，对徐冉影响甚大。

在大豆杂交育种过程中，时间是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，从杂交组合配到品种审定至少需要经过10个世代。每个世代，科研题目千头万绪，需要各个攻破。

每一年，徐冉都有一项既定工作，就是从十几万棵大豆植株中选择，“扫描每一株大豆的性状，留下符合目标的，剔除不符合目标的。”20多年来，他筛选过的大豆植株，数百万计，也炼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。

在科研的道路上，徐冉用最笨的办法一点点尝试、一点点改进，最终将“高产、优质、抗逆、广适”等13个标签注入到了“齐黄34”的基因里。

经历过经验不足，经历过风餐露宿，经历过团队流失，经历过囊中羞涩……持续向好的国家政策和源源不断的经费资金，将徐冉的大豆研发推上了“高速路”。

“国家认可，农民获益，这是对育种者最好的犒赏。”徐冉说。

研发耐盐碱高产大豆，瞄准下一个高产纪录——在广袤的田野上，徐冉已经有了新的方向。